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而没有拿到票号的小商民,连远洋船都不能拥有,一律改为不能远洋的平头船。
到这里,实质上就是在压制民营海商,主要目的也很清楚,为官营让步,搞垄断嘛。
基本态度就是,我知道海运很好,所以只能我自己搞。
正因如此,同时期的郑和就搞得如火如荼,官船更是频频出海。
但郑和之后,海贸的风向,便急转直下。
一说此事招引倭寇,侵犯边防,一说海贸亏本买卖,劳民伤财,甚至有说朝实物完税,海贸动荡税基的说法。
于是,宣宗皇帝以下,真就信了这些进言。
连官营海贸也不再提及,只能眼巴巴等着外藩朝贡,堪合贸易。
等到成化年间,宪宗再想搞海贸揽财的时候,立刻便是群议汹涌。
兵部尚书刘大夏,干脆说出了郑和下西洋害死了上万人的说法——“三保下西洋,费钱粮数十万,军民死且万计,纵得夺宝而归,于国家何益?”
此时的朝廷,基本态度已然变成了,海运很坏,谁都别搞。
当然,也正是这个时候,勋贵官吏们的走私,蒸蒸日上。
广东总兵柳景,将麾下军需储备的硫磺、硝石,打包卖去了越南。
南直隶魏国公府伙同浙江海道御史,挪用“余价官盐”,巴巴跑去跟弗朗机人兑换香料。
这种中枢想干都说亏本,朝臣私下又趋之若鹜的情况,一直到武宗皇帝当国之时。
正德三年,海贸事有了转机,一场声势浩大而绵延日久的“禁通之争”,自然而然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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