开始了。
先是市舶司太监熊宣,一改“市舶司守株而待,无所事事者也”的模样,主动在不是朝贡的时间点,迎接藩船,并且奏请将藩船抽税后上岸。
礼部当头一棒,呵斥其“妄揽事权,令回南京管事。”
但所谓前赴后继,继任的太监毕真,再度上奏揽权,“旧例泛海诸船,俱市舶司专理,迩者许镇巡及三司官兼管,乞如旧便。”
当然,这种出于内廷揽财的动机,立刻被科道回以“不许往来,私通贸易,番舶非当贡年,驱逐远去。”
火一旦烧起来,就止不住了。
此例一开,土官流官、中枢地方、东南沿海,先后下场,掐得是头破血流。
任广东右布政使吴廷举,上奏允许船舶通航,并对往来船舶实施抽分之法;广东右参议陈伯献当即上疏弹劾上司吴廷举,言此举“使奸民数千驾造巨舶,私置兵器,纵横海上,为地方害。”
对此,礼部认同了后者的做法,“令抚按等官禁约番船”;而广东巡抚林廷选等人,则是对礼部的命令置若罔闻“因循未止”。
浙江大户,故太子少保何诏的次子御史何鳌,高举外藩威胁论,言外藩“前年驾大舶突进广平省下,铳炮之声,震动城廓”;而时任广东都御史的陈金,反唇相讥“海贸开源,以备军饷之用,可仿制铳炮。”
这场争斗一直持续了十余年。
从正德三年开始,两派撕咬不断,政策摇摆不定。
直到正德十六年,武宗皇帝崩于豹房。
皇帝驾崩的第二天,内阁首辅杨廷和,便下令驱逐在京外藩——“哈密及土鲁番、佛郎机等处进贡夷人,俱给赏,令还国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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