两三天,偶然想起她在医院免了别人债务的事,心里灵光一闪,决定换个角度曲线救国。
祁连料得很准,江晓媛的志气确实在一病之后就销声匿迹了。
以前,生病是江晓媛长脾气的机会,只要体温超过三十八度,她在家里就仿佛立了什么不世之功,一定要千倍百倍地作,作得别人一分钟都不能忽视她,要一个加强连的人围着她嘘寒问暖才行,否则她就要绞尽脑汁地寻衅大发雷霆。
这天早晨,两个世界巨大的落差终于在她失去健康后凸显了出来,江晓媛凄凄切切地窝在被子里,没人问候,没人哄她,没人端着熬得稀烂的粥求她喝一口,没人给她拿药,就连想喝点水,她都要自己爬起来倒。
她的枕边是塑料模特那没有五官的头颅,脚底下是一摊发型讲解与图片,屋里弥漫着不透风的潮气,一侧的闹铃第四次响起来,歇斯底里地嚎叫,提醒她该起床去抱佛脚了。
江晓媛一巴掌将闹钟嚣张的气焰拍了下去,忍无可忍,于是抱着被子嚎啕大哭了一场。
哭到一半,她还是强撑着爬起来了——并不是她坚强,而是鼻子已经拥堵得水泄不通,再不找卫生纸擤一擤,就抹到被子上了。
她哭哭啼啼、踉踉跄跄地擤了一通鼻涕,擤得脑子里嗡嗡作响,头重脚轻地坐在一大堆千奇百怪的发型中,放空了五秒钟,继而对理发师这个行业产生了前所未有的憎恶。
她还不知道自己人生的主题是什么,先知道了该主题不能是什么——她绝对不想当个理发师,烦透洗剪吹这活了。
江晓媛怀抱着这样一腔委屈,无处发泄,于是动手将她画的那些素描一张一张撕了。
等她彻底哭累了,撕累了,江晓媛才想起来给陈方舟打电话请假。不料一打开手机,她先看见了两条未读信息。
一条来自手机运营商,提醒她话费余额不足十五元,一条来自祁连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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