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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三个小时了,”谢平川道,“审讯还没结束。”
他无意和人聊天,讲了几句,便要挂断电话。
蒋正寒及时止住,如实道:“赵安然指认徐白是他的同伙,辩护律师提供了证据,包括上一次的加密文件。这是我刚收到的消息。”
他很擅长换位思考,明白在同样境地下,自己也会心急如焚。尤其这一次争端牵连了无辜的人,他向谢平川许诺道:“我联系了法务部,为徐白准备了律师,熬过今晚,你尽量冷静。”
谢平川把控不好“尽量”的程度。
和蒋正寒通话结束后,谢平川不再站立,而是坐到了街边——在冬夜的大街上,手指冻得僵硬,虽然揣在口袋里,骨节却泛着浅红。
手机铃声再次响起。
他没看号码,按下了接通:“你好,我是谢平川。”
电话的另一头,护工的声音传来:“谢先生你好。徐小姐的手机,我没打通,只好打到你这里。”
夜深人未静,整座城市灯火阑珊。
那名护工身处医院,面朝一扇窗户,瞧见黑黢黢的天幕,和一轮惨淡的上弦月。她一句一顿地说道:“老太太今天上午胸闷,状况不好,下午医生急诊抢救,好不容易缓了过来。到了晚上,老太太还说了几句话,现在……现在……”
谢平川看了一眼手表——夜里十点零五分。
他听到了完整的句子:“谢先生,徐家人都来了……哎,请节哀顺变。”
“节哀顺变。”他重复这四个字。恰好一阵凉风袭来,送至一片刺骨的冷。
徐白的奶奶就在当晚去世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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