这会,得将话题拉回事件本身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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涉及皇帝对错,和珅显然不会随口便言,更加不会附和贾家这位公子,思索一番后道“我以为皇上之所以要国史馆编撰《贰臣传》,本意还是希望能将这些人仕明及仕本朝诸多事迹据实直书,好崇奖忠贞,风励臣节,如此使我朝子民皆以忠君为己任,而不复其它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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这是个很狡猾的说法,属于两不得罪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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但有一点还真被和珅说着了,当日乾隆传旨国史馆要定贰臣传时,曾言清初那帮降官“遭际时艰,不能为其主临危授命,实是大节有亏。辄复畏死幸生,忝颜降附,岂得复谓之完人!即或稍有片长足录,其瑕疵自不能掩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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意思是尽管如洪承畴等人为大清朝立下过汗马功劳,甚至大部分人的子孙都在旗内做官,但于这些人本身而言他们在道德上是有亏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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乾隆本人崇尚儒家学说,儒家学说所提倡的“忠臣不事二主”之说就深得他心,而历朝历代评价人臣的最重要标准就是一个“忠”字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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那日乾隆陪太后看昆曲《桃花扇》,初始对戏中出现的马士英深恶痛绝,待知此人为明朝殉节,为我大清兵生生剥皮于太湖后也是不由感慨进而感动。再想国初那些汉官降臣,虽说于我大清有功,但无一人与“忠”字沾边,心中遂更加不齿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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再三思虑之下,乾隆这才决定着国史馆修撰贰臣名录,意以此教化世道人心,同时进一步缓和大清帝国满汉对立的矛盾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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从汉人的角度出发评判明季以来降清的汉官,在乾隆看来就是教化世道人心的一个好法子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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正所谓使贰臣不能纤微隐饰,孝子慈孙百世不能改,而为大清子民立万世臣子纲常矣!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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